這樣的服務看似方便，也確實可能降低一般民眾取得法律資訊的門檻。然而，當 AI 工具被包裝成「AI 律師」、「機器人律師」或「可以取代真人律師」時，問題就不只是科技創新，而是法律責任。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 DoNotPay 的處分，正是一個重要警訊。

DoNotPay 的風險不在於它提供自動化文件，而在於它用「robot lawyer」及「像真人律師」的語言暗示其服務具有專業法律判斷能力。FTC final order 的重點正是禁止其在沒有充分證據時宣稱服務能像真正律師一樣運作。

一、DoNotPay 案在說什麼？

DoNotPay 曾以「世界第一個機器人律師」作為宣傳，主張其 AI 服務可以協助消費者處理法律問題，例如製作法律文件、挑戰罰單、處理小額訴訟或其他法律事項。

問題在於，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DoNotPay 並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其 AI 法律服務真的可以達到真人律師的專業水準。主管機關指出，DoNotPay 並未充分測試其 AI 在產生法律文件或提供法律建議時，是否能達到真人律師的品質；也沒有聘請或保留具相關專業的律師，對其法律功能進行品質與準確性測試。

最後，DoNotPay 與主管機關達成處分結果，須支付金錢補償，並且不得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宣稱其服務可以像真人律師一樣運作。

這個案件的重要性不在於「AI 不能用在法律工作」，而在於：企業不能把尚未充分驗證的 AI 功能，包裝成可替代專業人士的服務。

二、AI 可以幫忙，但不等於可以「取代律師」

法律工作不是單純把文字組合起來。

一份法律文件是否適合當事人，往往取決於許多因素：事實是否完整、證據是否足夠、請求權基礎是否正確、管轄法院是否適當、時效是否將屆、對方可能提出什麼抗辯，以及這份文件送出去之後，會不會反而造成不利後果。

AI 可以根據大量文字資料產生流暢內容，但它不一定知道哪些事實是真的，也不一定能判斷哪些證據在訴訟上真正有用。更重要的是，AI 常常會把不確定的內容寫得很肯定，讓使用者誤以為答案已經經過專業判斷。

這就是 AI 法律服務最大的風險：它可能看起來很像法律意見，但實際上只是語言模型產生的文字。

AI 法律 APP 不會只因為它是數位程式或 AI 工具，就當然脫離消保法的規範

DoNotPay complaint 也提到加州律師公會曾調查 DoNotPay 是否涉及未經授權執業，並曾發出 cease-and-desist notice，要求移除「robot lawyer」、「sue anyone」及法律文件生成產品等相關內容。FTC complaint 並非直接裁判 UPL，但它把 UPL 風險納入整體不實行銷與消費者保護脈絡。

若業者對一般民眾宣稱 AI 法律 APP 可以「取代律師」、「自動產生有效法律文件」、「判斷勝訴機率」或「避免法律風險」，就不應僅以「AI 回答僅供參考」作為免責依據。當 AI 法律服務被包裝成可供一般民眾直接信賴的專業工具時，業者更應建立清楚的風險揭露、人工覆核、錯誤修正與證據支持機制。

三、問題不只在 AI 是否答錯，而在企業如何宣傳

DoNotPay 案提醒我們，法律風險常常不是從 AI 本身開始，而是從企業的廣告詞開始。

如果企業只說：「本工具可協助整理初步資訊、產生草稿，仍須由專業人士確認」，風險相對較低。

但如果企業宣稱：「AI 律師可以取代律師」、「不用請律師也能勝訴」、「自動產生有效法律文件」、「比律師更快更便宜」，這些就可能成為具體的服務品質宣稱。企業必須能提出客觀證據證明這些說法，否則就可能涉及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法律服務具有高度專業性。一般消費者通常很難自行判斷 AI 產出的內容是否正確，也很難知道錯誤會造成什麼後果。因此，當業者用「律師」這類高度信賴的字眼行銷 AI 產品時，主管機關自然會用更嚴格的標準檢視。

四、企業不能把錯誤推給 AI

近來其他國家的案例也顯示，企業越來越難主張「這是 AI 說的，不是我說的」。

例如，搜尋平台若透過 AI 生成摘要，錯誤指稱某家公司涉及詐欺或不良商業行為，法院可能不會把它看成單純的搜尋結果，而可能認為那是平台自己生成並對外呈現的內容。

同樣地，如果企業網站上的 AI 客服提供錯誤資訊，企業也很難說：「那只是聊天機器人講錯，與公司無關。」因為對消費者而言，AI 客服是在企業網站或服務流程中對外回答問題，使用者自然會把它理解成企業提供的資訊。

換句話說，AI 不是企業責任的防火牆。AI 是企業選擇使用的工具；企業既然使用它對外溝通、招攬客戶或提供服務，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管理責任。

五、對台灣企業與法律科技服務的提醒

台灣目前也有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導入 AI 客服、AI 法律問答、AI 契約產生器、AI 人資工具或 AI 文件審查系統。這些工具可以提高效率，但使用上至少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不要把 AI 說成專業人士的替代品。
可以說 AI 協助整理資料、產生初稿或提升效率，但不宜宣稱 AI 可以完全取代律師、會計師、醫師、投資顧問或其他專業人士。

第二，AI 產出的內容要有審核機制。
特別是法律、醫療、投資、個資、勞資與消費爭議等高風險領域，不應讓 AI 直接對外提供定論式答案。

第三，廣告詞要能被證據支持。
如果宣稱準確率、成功率、省下多少費用、可避免多少法律風險，企業必須事先有測試資料、專業審查紀錄或其他客觀依據。

第四，免責聲明不是萬靈丹。
網站上寫「AI 回答僅供參考」固然重要，但如果整體服務設計與行銷方式讓使用者相信 AI 可以直接提供專業判斷，免責聲明不一定足以完全排除責任。

第五，使用者越脆弱，企業責任越高。
如果 AI 服務面向的是消費者、兒少、長者、病患、投資人、債務人或法律糾紛中的當事人，企業更應提高風險控管標準。

六、律師真正的角色不只是寫文件

AI 會寫文字，甚至可以寫得很像法律文件。但律師的工作不只是寫文件。

律師要判斷哪些事實重要、哪些證據可用、哪些主張不能亂提、什麼時候應該和解、什麼時候必須爭執、哪些說法在法律上有風險，並且要對當事人的具體情況負責。

AI 可以是輔助工具，但不能承擔專業責任。對民眾而言，最危險的不是 AI 完全不懂法律，而是 AI 看起來好像懂法律。

電商平台不能只靠使用條款免責｜AI 時代的違法商品管理義務

電商平台、開店系統與社群銷售工具常主張，商品由賣家自行建立及上傳，平台只是提供軟體或系統。然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 2025 年 12 月 24 日作成的 114 年度簡字第 154 號判決提醒業者：具商品曝光、廣告串接與銷售促成功能的平台，可能負有更積極的違法商品管理義務。當平台提供商品曝光、搜尋最佳化、廣告串接、數據追蹤及交易促成等功能時，可能不只是單純的軟體出租者，也可能具有廣告業者或傳播媒體業者的性質。

電商平台、開店系統與社群銷售工具日益普及。許多業者提供賣家上架商品、建立銷售頁、串接金流物流、投放廣告及追蹤消費數據等服務。過去平台常認為：「商品是賣家自己上傳的，我只是提供系統或工具；商品若違法，應由賣家負責。」法院判斷平台責任時，可能不只看商品文案由誰製作，也會檢視平台整體服務是否具有商品曝光、廣告傳播、搜尋推廣及銷售促成效果。

一、案件背景：賣家上架類菸品，平台遭裁罰 40 萬元

本案賣家利用開店平台設立網路商店，刊登販售「INSTAR皮革主機」、「親愛的DER奶茶杯」及「SHAXIAO殺小一次性遊戲機」等商品。主管機關認定這些商品屬於《菸害防制法》規範的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主管機關認為平台業者接受傳播或刊載相關商品訊息，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並依同法第 30 條第 1 項裁罰新臺幣 40 萬元及命限期移除商品交易訊息。

平台業者主張，自己只是提供系統軟體，商品由使用者自行建立及上傳；平台使用條款也已禁止刊登菸品或其他違法商品，因此不應被認定為廣告業者或傳播媒體業者。法院於 2025 年 12 月 24 日作成判決，駁回平台業者撤銷罰鍰處分的請求。

二、平台不只是工具：整體服務功能可能具有廣告與媒體性質

法院並非只看平台有沒有親自撰寫商品文案、設計廣告或執行投放，而是檢視平台整體服務的實際功能。判決提及，系爭平台除提供商品刊登外，尚包含 Google 搜尋引擎欄位設定、SEO 搜尋最佳化、Facebook Pixel、LINE Ads、TikTok Pixel、Google Ads、API 串接、優惠券、滿件折扣及任選優惠等功能。這些功能可能提高商品能見度、刺激購買意願並促成交易。

因此，即使商品內容由賣家自行上傳，只要平台接收商品資訊後，透過自身或串接服務達到行銷與傳播效果，仍可能被認定具有廣告業者或傳播媒體業者的性質。平台與賣家的契約名稱或收費模式，也不必然決定行政法上的責任。

三、使用條款有必要，但不當然足以免責

許多平台會在使用條款中約定：

• 使用者不得刊登違法商品。

• 商品違法時，平台得直接移除。

• 使用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這些條款仍有必要，但本案判決指出，平台不能僅透過私法契約，將法律所要求的管理責任全部轉嫁給使用者。如果平台明知存在違法商品上架的可能，卻只保留事後接獲檢舉再移除的機制，而未設計合理的審查、篩選或事先防範措施，法院可能認為平台尚未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

 四、技術可行性可能影響法律上的注意義務

平台業者主張，系爭商品名稱並未直接出現「電子煙」或「菸彈」等字眼，因此難以立即辨識。但法院認為，商品性質不應只從名稱判斷，也應一併檢視商品介紹、圖片文字及其他銷售資訊。

判決指出，相關商品資訊曾出現「6000口」、「相當等於3盒煙彈」及「殺小可換彈主機」等文字；而圖片文字轉換為可搜尋文字的技術已盛行多年。平台可將圖片中的文字轉為資料，再配合「煙彈」、「換彈主機」或其他風險詞彙進行篩選。這項判斷的重要意義在於，法律上的注意義務並非完全不受技術環境影響。當 OCR、關鍵字比對、自然語言處理及商品風險分類工具逐漸普及，法院或主管機關可能更重視平台是否使用客觀上可取得、成本合理且與其規模相稱的技術措施。

不過，本案判決並未建立所有平台一律必須導入特定 AI 系統的抽象義務。個別業者應採取何種措施，仍須依平台規模、服務功能、商品風險、技術能力及具體法規綜合判斷。

五、不是故意，也可能因未採合理措施而被認定有過失

依《行政罰法》第 7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若出於故意或過失，均可能受到處罰；只有非出於故意或過失時，才不予處罰。因此，平台並非故意協助賣家刊登違法商品，不代表一定沒有責任。若平台經營商品刊登、廣告串接、搜尋曝光及交易促成服務，且客觀上能透過關鍵字、OCR、人工排查或其他合理機制發現風險，卻未採取相應措施，仍可能被認定具有過失。

平台合規的關鍵不只是「有沒有禁止違法商品」，而是能否提出具體紀錄，證明已依自身業務與風險採取合理的預防、監控、處理及改善措施。

 六、平台業者可採取的三階段管理流程

較穩健的做法不是完全依賴 AI 自動下架，而是建立可稽核的人機協作機制。

第一步：AI 與規則初篩

第二步：人工複核與分級處置

第三步：賣家申訴與持續改善

七、結語：合規應落實在系統設計與日常營運

本案判決提醒平台業者，不能只以「商品由賣家上架」作為全面免責理由。當平台服務已涉及商品曝光、搜尋推廣、廣告串接、數據追蹤或銷售促成時，其法律角色可能不再只是被動的軟體或空間提供者。在 AI、OCR、關鍵字過濾及自動化審查工具逐漸普及的環境下，內容管理能力也可能成為法院判斷注意義務的重要因素。對電商平台、媒體、廣告業者及開店系統而言，合規不能只停留在使用條款，而應落實於系統設計、審查流程、紀錄保存及日常營運。

本文僅為一般法律資訊分享，不構成個案法律意見。具體案件仍應依實際事實、契約內容及主管機關最新規範進行專業評估。

九能國際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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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人工智慧正快速進入企業經營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AI 帶來效率與創新的同時，也伴隨偏見、錯誤資訊、責任歸屬不明，以及個資與營業秘密外洩等風險。

人工智慧已經不只是科技產業的議題。從客服機器人、履歷篩選、信用評分，到醫療輔助判讀與生成式 AI 文案工具，AI 正快速進入企業經營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AI 帶來效率與創新的同時，也伴隨偏見、錯誤資訊、責任歸屬不明、個資與營業秘密外洩等風險。知名 AI 倫理研究者提姆妮特・蓋布魯（Timnit Gebru）等人曾在「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s）相關研究中提醒：大型語言模型看似能流暢回答問題，卻可能只是依照大量資料進行語言模仿，未必真正理解內容，也可能複製訓練資料中的偏見與錯誤。

2026 年 1 月，臺灣《人工智慧基本法》正式施行，象徵我國 AI 治理進入新的階段。這部法律並不是要阻止 AI 發展，而是試圖在「鼓勵創新」與「保障人民權益」之間建立基本規則。

對企業而言，AI 合規不再只是資安部門或技術團隊的問題，而是企業治理、法律風險與品牌信任的核心議題。

一、AI 基本法想解決什麼問題？

《人工智慧基本法》揭示了臺灣 AI 發展與應用的七大原則，包括：

1. 永續發展與福祉

2. 人類自主

3. 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

4. 資安與安全

5. 透明與可解釋

6. 公平與不歧視

7. 問責

這些原則看似抽象，但其實都對應到企業在使用 AI 時可能面臨的實際風險。

例如，企業若使用 AI 篩選履歷，系統是否可能因歷史資料偏差，而排除特定性別、年齡或族群？若金融業使用 AI 進行授信評分，消費者是否有機會理解自己被拒絕的原因？若生成式 AI 產生錯誤內容，企業能否說明誰負責審核、誰負責把關？

換言之，AI 基本法提醒企業：AI 不能只是「可以用」，還必須「用得清楚、用得安全、用得負責」。

二、從「隨機鸚鵡」看 AI 的四大法律風險

1. 演算法偏見：AI 可能放大既有歧視

AI 系統的判斷品質，往往取決於訓練資料與設計方式。如果資料本身存在偏差，AI 可能把過去社會中的不公平，轉化成看似中立的「自動化決策」。例如，在招募、授信、保險、教育或醫療場景中，AI 若對特定群體產生不利結果，企業可能面臨平等權、消費者保護、勞動法或個人資料保護等法律爭議。

《人工智慧基本法》已明確揭示「公平與不歧視」原則，要求 AI 研發與應用應盡可能避免演算法偏差及歧視風險。企業未來若無法說明系統如何設計、如何測試、如何避免偏見，將更難主張自己已盡到合理注意義務。

2. AI 幻覺與錯誤資訊：說得像真的，不代表就是真的

生成式 AI 最常見的風險之一，是產出看似合理、實際上卻不正確的內容。這類「AI 幻覺」若出現在法律、醫療、金融、投資、保險或商品廣告中，可能造成消費者誤信，甚至引發損害賠償或主管機關調查。企業若將 AI 產出的內容直接用於廣告、銷售話術、客服回覆或專業建議，應特別注意資訊查核與人工覆核機制。AI 可以協助產出初稿，但不應成為企業免責的理由。

3. 黑箱決策：看不懂的系統，往往也說不清責任

許多 AI 模型的決策過程並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當 AI 判斷錯誤時，企業若無法說明系統依據、資料來源、人工覆核流程與責任分工，就可能陷入「技術上說不清、法律上很難防禦」的困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將「透明與可解釋」列為重要原則。未來主管機關在制定各產業管理規範時，高風險 AI 應用很可能被要求更完整的資訊揭露、風險評估與內控紀錄。

4. 個資、營業秘密與跨境模型：用別人的 AI，也可能承擔自己的風險

許多企業使用的 AI 工具，來自國外大型平台或第三方供應商。這類工具雖然便利，但也可能涉及個人資料上傳、營業秘密外洩、訓練資料來源不明、著作權爭議或跨境資料傳輸等問題。企業不能只看 AI 工具是否好用，也必須確認供應商條款、資料保存方式、模型訓練政策、保密義務與責任分配。否則，一旦發生資料外洩或侵權爭議，企業可能仍需對客戶、員工或交易相對人負責。

三、基本法施行後，企業最容易忽略的三個合規缺口

1. 基本法是起點，不是終點

《人工智慧基本法》建立的是 AI 治理的基本原則與制度方向。具體到各產業的罰則、審查標準、風險分類與申報義務，仍需由相關主管機關依照不同業務領域陸續制定或修正配套規範。這代表企業現在面臨的不是「可以等子法出來再處理」，而是應該先建立內部治理基礎。等到主管機關開始要求風險評估、文件保存或內控說明時，企業才不會措手不及。

2. AI 偏見很難被發現，也很難被舉證

對一般消費者或求職者而言，很難知道自己是否因 AI 系統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因為演算法、資料集、模型參數與內部評分邏輯，通常都掌握在企業手中。也正因如此，企業更應該主動保留測試紀錄、風險評估報告、人工覆核紀錄與決策流程。這些資料不只是合規文件，也可能是日後發生爭議時，證明企業已盡注意義務的重要依據。

3. 使用國外 AI 服務，不代表風險在國外

不少企業會認為，AI 模型是國外供應商提供的，若系統出錯，責任應由供應商承擔。但在實務上，對消費者、員工或客戶直接提供服務的，往往仍是臺灣企業本身。因此，企業在採購或導入 AI 工具時，應把「法律責任分配」納入合約談判，而不只是比較價格、功能與效率。

四、九能國際法律事務所建議：企業可立即啟動的 AI 合規三步驟

第一步：盤點企業內部 AI 使用情境

企業應先確認內部哪些部門正在使用 AI，包括：

• 人資招募與績效評估

• 客服與行銷文案

• 金融、保險或信用評分

• 醫療、法律、會計等專業輔助判斷

• 資安監控與風險預警

• 內部文件整理、翻譯與資料分析

盤點的重點不只是「有沒有使用 AI」，而是要了解 AI 是否會影響人的權益、是否處理個人資料、是否涉及專業判斷，以及是否可能對外產生法律效果。

第二步：建立 AI 風險分級與人工覆核機制

並非所有 AI 應用都需要相同程度的管控。一般文書整理工具與高風險決策系統，應採取不同管理強度。

對於中高風險 AI 應用，企業應建立人工覆核、權限控管、錯誤回報、紀錄保存與定期檢測制度。

第三步：把 AI 合規寫進合約與內部政策

企業導入 AI 時，應同步檢視內部規章與對外合約，包括：

• 員工是否可將公司資料輸入外部 AI 工具

• 客戶個資是否可用於 AI 分析

• AI 供應商是否會保留、再利用或訓練輸入資料

• 若 AI 產出侵權、錯誤或造成損害，責任如何分配

• 是否需要要求供應商提供資安、個資、著作權與合規擔保

這些問題若未在導入初期處理，日後發生爭議時，企業往往只能被動承擔風險。

五、結語：AI 時代的競爭力，來自可信任的治理能力

AI 的價值不只在於速度，也在於可信任。企業若能及早建立 AI 風險治理制度，不但能降低法律爭議，也能提升客戶、員工與合作夥伴對企業的信任。

《人工智慧基本法》的施行，代表臺灣 AI 治理已經從倫理倡議走向法律框架。未來兩年，各產業的配套規範將陸續成形，企業現在就應該開始檢視自身 AI 使用情境、資料治理流程、供應商合約與內部責任分工。

九能國際法律事務所提醒，AI 合規不是等問題發生後才補救，而是企業導入 AI 前就應納入的基本工程。

九能國際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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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當目擊者在法庭上堅稱「就是他」，或測謊儀器顯示受測者反應異常，這些結果是否足以成為定罪依據？認知科學提醒我們，人類記憶並非錄影機，科技數據也不等於絕對真相。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嗎？當目擊者在法庭上指著被告，堅定地說「就是他」時，這是否必然代表記憶正確？當測謊儀器顯示圖譜劇烈波動，又是否足以證明受測者正在說謊？

九能國際法律事務所《AI 與認知科學刑事辯護研究報告》整理臺灣高等法院 115 年度再字第 1 號刑事判決所呈現的司法觀點，探討目擊者指認、記憶偏誤、測謊報告與新興科技證據的法律界線。

這起再審案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個案平反，更在於法院開始正視一項根本問題：只要法律判斷仍由人類大腦驅動，就無法完全排除認知偏誤；只要科學工具仍由人類設計與解讀，也不應被賦予「絕對不會出錯」的光環。

科技可以協助法院理解事實，但不能取代正當法律程序、證據法則與法官的獨立判斷。

一、司法為什麼需要理解認知科學？

刑事審判經常需要處理人的記憶、判斷與行為。目擊者是否看清楚？證人的確信程度是否可靠？受測者的生理反應是否真的代表說謊？這些問題看似屬於法律判斷，實際上也涉及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與人工智慧等認知科學領域。

2025 年 12 月 31 日，美國聯邦司法中心與美國國家科學、工程與醫學院共同發布《科學證據參考手冊》第四版。新版除全面更新既有內容，也新增目擊者指認、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指南，協助法官辨識科學及技術證據的爭議與限制。

手冊的核心精神並不是要求法官盲目服從專家，而是協助法官扮演科學證據的「守門人」：確認專家意見是否有可靠方法、是否可以驗證，以及結論是否超出科學目前能夠支持的範圍。

這項思維對刑事辯護尤其重要。當科技證據被包裝成客觀數據時，被告與辯護人更需要追問：

• 資料如何取得？

• 方法是否經過驗證？

• 結果能否被其他單位重現？

• 專家是否把「可能」說成「確定」？

• 法院是否仍保有獨立審查與判斷空間？

二、記憶不是錄影機：目擊者指認可能如何出錯？

一般人常把記憶想像成攝影或錄影：事件發生時被完整保存，之後只要重新播放即可。然而，認知心理學研究早已指出，記憶會受到注意力、壓力、時間、暗示與後續資訊影響；每一次回想，都可能重新建構記憶內容。

1. 武器聚焦效應：越危險的場景，越可能看不清楚

當目擊者或被害人面臨刀械、槍枝或其他生命威脅時，注意力通常會集中在最具威脅性的物件。這種「武器聚焦效應」可能使當事人無暇觀察行為人的臉部、衣著或其他細節。

因此，證人後來表現得非常確信，不代表他在事件發生當下真的取得了足夠、清晰的視覺資訊。

2. 承諾效應：第一次選錯，後續可能越來越確信

證人一旦完成第一次指認，後續可能傾向維持原先選擇，以保持自身言行的一致性。若指認程序帶有暗示、照片排列不當，或辦案人員無意間提供回饋，證人的信心甚至可能隨時間提高。

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辯護不能只看證人在法庭上「有多確定」，還要回頭檢查：

• 第一次指認距離案發多久？

• 指認前是否看過媒體、照片或其他資料？

• 照片或真人排列是否公平？

• 執行人員是否知道嫌疑人身分？

• 證人第一次指認時的原始信心如何？

三、測謊證據的法律界線：偵查工具不等於定罪證據

測謊並不是直接測量「謊言」，而是記錄受測者回答問題時的呼吸、心跳、血壓、皮膚導電等生理變化，再由技術人員解讀反應。

但緊張、恐懼、創傷、藥物、疾病或對程序的不信任，都可能影響生理數據。即使圖譜出現變化，也不能直接推出受測者說謊，更不能當然證明犯罪事實。

研究報告所整理的判決觀點，對偵查與審判作出重要區分：

換言之，偵查機關可以利用科技尋找線索，但法院不能把定罪權交給儀器或技術人員。

四、AI 與新興科技進入法庭，必須守住三道防線

功能性磁振造影、眼球追蹤、腦波與腦指紋、熱影像及 AI 分析等工具，未來可能逐漸進入偵查與訴訟程序。面對這些新技術，司法不必一概排斥，但必須建立更嚴格的檢驗機制。

第一步：辨識人類記憶與判斷的偏誤

確認目擊、指認、陳述與專家判斷是否受到壓力、暗示、刻板印象、確認偏誤或其他認知因素影響。

第二步：驗證科技方法與資料品質

檢查資料來源、模型設計、測試方式、誤差率、適用限制及可重現性。演算法輸出不能只因為看似精密，就被視為客觀真相。

第三步：保留人工司法覆核與程序保障

被告應有機會理解、質疑並反駁科技證據。最終判斷必須由法院依證據法則與正當程序作成，不能把裁判權實質讓渡給黑箱模型。

五、從智慧司法回看《人工智慧基本法》

臺灣《人工智慧基本法》於 2025 年 12 月 23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26 年 1 月 14 日公布施行。法律揭示人類自主、隱私與資料治理、安全、透明及可解釋、公平與問責等基本原則。

這些原則不只適用於企業使用 AI，也與刑事司法密切相關。當 AI 可能影響人的自由、工作權、名譽或基本權利時，系統必須保持人為可控、可以說明、可以驗證，並提供救濟與責任追究途徑。

刑事審判所要求的標準尤其嚴格。科技越先進，法院越不能放棄「慢想」與審慎檢驗；模型越複雜，程序透明、資料品質與人工覆核越重要。

六、結語：科技越進步，司法守門人的責任越重

認知科學提醒我們，目擊者可能真誠但記錯；測謊儀器可能精密但無法直接證明謊言；AI 模型可能快速分析大量資料，卻仍可能複製資料偏見或產生難以解釋的結論。

刑事辯護的任務不是否定所有科學與科技，而是要求每一項可能影響自由與定罪的證據，都必須接受可靠性、可驗證性與正當程序的檢驗。

九能國際法律事務所持續關注刑事辯護、科學證據、認知偏誤與 AI 治理發展，協助當事人辨識科技證據背後的限制，守住司法判斷與基本權利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