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案件

在我們的法律實務中，偶爾會遇到一些案件，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人生的斷裂。這是一位男子的故事——他從22歲開始，便在竊盜與監禁之間反覆穿梭，至今已逾四十年。

🕰 從四個月開始的刑期

他的犯罪模式幾乎一致：累積十多次竊盜罪後遭羈押，判決後服刑。刑期從最初的四個月，逐漸延長至六個月、一年、一年四個月、四年、五年。每一次刑期的加重，彷彿是社會對他「再犯」的回應，但也像是他與社會距離越來越遠的證明。

👤 家人與孤獨的斷裂

他第一次被送進地檢署時，父親來看過他。那是他記憶中最後一次與父親的見面。父親去世後，他的家人也逐漸疏離——有人過世，有人拒絕往來。曾經姑姑還會幫他租房子、買手機、找工作，但最終也選擇不再見面。

他對律師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第一次送進來地檢署時，我爸有來看我，他現在去世了。」這句話不只是陳述，更像是一種告別。他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家人了。

🧠 「我想我有竊盜癖」

如今他已年過六十，成了老年人。他坦言：「我想我有竊盜癖。」這句話令人震驚，也令人心痛。這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長年累積的行為模式，甚至可能是心理疾病的一種表現。

在法律上，「竊盜癖」（kleptomania）是一種衝動控制障礙，患者無法抗拒偷竊的衝動，即使偷來的物品並無實際用途。這種行為不一定出於貪婪，而是源自心理層面的失衡。

⚖️ 法律之外的幫助：我們能做什麼？

對於這樣的個案，法律的懲罰已無法改變其行為模式。真正的幫助，必須從心理、社會支持與制度介入三方面著手：

1. 🧠 心理治療與診斷

• 協助其接受精神科評估，確認是否患有竊盜癖或其他衝動控制障礙。

• 若確診，應安排定期心理治療，包含認知行為療法（CBT）與衝動控制訓練。

2. 🏠 社會支持重建

• 尋找社福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協助其建立基本生活支持，如住宿、就業輔導。

• 若無家人支持，可透過社工建立陪伴與監督機制，減少孤立感。

3. ⚖️ 法律制度的替代處遇

• 竊盜案件通常無法爭取法院裁定「強制治療」或「觀察勒戒」，因為相關法律主要適用於毒品或精神疾病相關案件。

• 對於竊盜等犯罪，仍以刑罰為主，但可嘗試透過社會矯正、心理輔導等方式輔助，促進行為改善。

• 推動「社區處遇」制度，例如定期報到、心理輔導、社區服務，讓其逐步重返社會。

🔍結語：不是放棄，而是重新定義「救援」

這位男子的故事提醒我們，法律不只是懲罰，更應是修復。當一個人已在監禁中度過大半人生，我們是否能提供另一種可能——讓他在餘生中，不再是「犯人」，而是一個正在努力改變的人。

律師的角色，不只是辯護，更是橋樑。我們願意成為那座橋，連接法律與人性，懲罰與救援。

👩🏻‍⚖️只可惜，這個老人又再次走進監獄了。

在數位時代，曖昧互動早已突破傳統界線。網路交友、訊息往來、約會吃飯、甚至進一步開房間——這些行為在社會觀感上可能被視為「雙方有意」，但在法律上，是否構成「有效同意」卻是另一回事。

與曖昧對象約會後進入旅館，事後卻遭對方指控性侵害或性騷擾。被告方感到極度不安，認為自己在曖昧互動中毫無保障，彷彿隨時可能成為被申訴的對象。

這樣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但也不代表法律對被告方完全不利。關鍵在於——「性同意」的法律定義與確認方式。

📜 法律怎麼看「性同意」？

根據《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以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刑事判決：

• 性行為必須建立在「清楚且明確的同意」之上。

• 同意必須在「完全清醒」、「無權力不對等」、「非被誘騙」的情況下作出。

• 沉默、猶豫、醉酒、或僅僅同行回家、擁抱、接吻，皆不構成性交的同意。

• 同意可隨時撤回，即使曾表示願意，也可在任何時刻拒絕。

法院強調：「No means No」「Only Yes means Yes」不是口號，而是法律底線。任何未經確認的性行為，都可能構成犯罪。

🧠 被告方的風險與責任

在曖昧互動中，若未主動確認對方是否清楚、明確地同意性行為，被告方確實可能面臨法律風險。這並非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法律對「性自主權」的尊重與保障。

被告方的責任包括：

• 確認對方是否在清醒狀態下明確表示同意。

• 避免在權力不對等（如師生、主管與部屬）或情緒脆弱時進行性行為。

• 不以「她沒說不」、「她穿得很性感」、「她之前也有曖昧行為」作為合理化性行為的依據。

法律不接受「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也不容許將責任轉嫁給被害人。

✅ 如何降低法律風險？三項實務建議

1. 溝通透明化：在任何親密行為前，主動詢問對方是否願意，並尊重其回應。

2. 避免模糊情境：不要將曖昧訊息、約會行為視為性暗示，尤其在對方未明確表態時。

3. 尊重反悔權利：即使對方曾表示願意，也應尊重其隨時撤回的權利。

🔍 結語：尊重，是最好的法律保障

曖昧不是保護傘，沉默不是同意。在法律眼中，性行為的合法性來自「雙方清楚且自由的同意」，而非情境推論或社會觀感。無論是被告方或潛在被害人，唯有建立在尊重與溝通上的互動，才能真正保障彼此的權益。

肇事逃逸罪是刑法中一個重要的公共安全罪行，涉及交通事故後行為人未履行應有的救助義務，而立即逃離現場，導致受害人無法及時得到救助，甚至可能因此延誤治療，對生命和健康造成進一步傷害。根據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肇事逃逸罪的核心在於肇事後未履行法定的義務，即未停留現場協助受害人，或未表明身份、通知警察處理事故等。本文將基於某起案件，探討肇事逃逸罪的適用，並分析法院如何從證據中判斷逃逸行為是否成立。

案件背景簡介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於被告是否在交通事故後符合「肇事逃逸」的法律構成要件。案件中，被告於民國111年9月10日駕駛機車與另一輛機車發生擦撞，導致告訴人受傷。事發後，被告未報警處理，但根據事發後的監視錄影畫面及證人證詞，被告與告訴人及另一駕駛人確實有面對面交流並達成共識後才離開現場，因此不構成肇事逃逸。

一、肇事逃逸罪的法律構成要件

依據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肇事逃逸罪指的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後，行為人未履行應有的救助義務，即未停留現場協助受害人、未報警處理或未表明身份，而擅自離開事故現場。這一罪名的法律本質並非單純基於過失，而是強調肇事者是否履行了在交通事故發生後應有的法律義務。

法律義務的內涵：

1. 立即報警與協助救援：肇事者應在事故現場協助傷者，必要時應通知警察到場處理，並且協助傷者就醫或提供其他救援措施。
   
   

2. 身分明示義務：肇事者必須告知受害人或執法人員自己的身份信息，以便後續追蹤事故責任或處理民事索賠。
   
   

逃逸的認定： 逃逸的認定，不僅僅是指肇事者的物理離開現場行為，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履行以上法律義務。如果肇事者在離開之前已經履行了相應的義務，則不能認定為逃逸。

二、法院的分析與判斷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雖然被告在事發後的初期確實離開現場，但其並未立即逃走，而是在事故發生後停留並查看告訴人及另一駕駛人的狀況。根據監視錄影畫面及證人證詞，被告與告訴人及另一駕駛人確實進行了面對面的交談。更重要的是，根據事後的證人證詞和監視錄像，告訴人及另一駕駛人並未阻止被告離開，且告訴人事後也確認被告給予了1,000元作為醫療賠償並同意其離開現場。

法院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被告的行為符合“已經履行了救助義務”且經過當事人同意後的離開，並未構成逃逸。具體而言，法院認定以下幾點：

1. 事發後停留現場：被告未立即逃離事故現場，而是停留在現場並查看了受傷情況，這一行為顯示其並未完全忽視對受害人的救助責任。
   
   

2. 雙方達成共識：證據顯示，告訴人和另一駕駛人未對被告的離開表示反對，且事後被告確實提供了賠償，並且有證據顯示告訴人和被告之間達成了協議。
   
   

3. 證詞的矛盾：告訴人在警詢中的證詞前後矛盾，這使得其主張被告逃逸的情節難以成立。
   
   

因此，法院認為，雖然被告在事後沒有留下聯絡資訊，但由於告訴人與被告之間的協議和同意，且被告已經履行了部分救助義務，無法構成肇事逃逸罪。

三、法律適用的爭議與解釋

本案中，檢察官認為被告在事故發生後並未完全履行法律上的救助義務，尤其是未向告訴人表明身份，也未留下聯絡方式，這使得告訴人在事後無法追索民事賠償或進行刑事追訴。然而，法院指出，即使被告在行為上有所疏漏，但因告訴人同意被告離開，且被告已經履行了部分救助義務，法院認為這不符合“逃逸”罪的構成要件。

結論: 肇事逃逸罪的界定

本案揭示了在判定肇事逃逸罪時，法院必須仔細審查肇事者是否履行了其法定義務，尤其是在事發後的行為和受害人是否同意其離開。雖然法律要求肇事者在事故後必須停留現場，協助受害人並履行身份明示義務，但法院也強調，如果肇事者已經履行了部分義務，且受害人同意其離開，則無法構成逃逸。這樣的法律解釋有助於平衡對公共安全的保護與對肇事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在現代金融市場中，證券投資業務涉及高度的專業性和風險性，特別是對於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的經營。這類業務通常需要經主管機關的批准，以保障投資者的權益並維護市場的秩序。然而，在實務中，若無合法資格的個人或公司擅自經營此類業務，則會涉及到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以及《刑法》中的業務侵占罪。

案件背景簡介

本案的關鍵事實為，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協議，接受告訴人的全權委託進行證券投資。告訴人向被告匯款總計525萬元，並授權其在統一證券、富邦證券等平台上進行股票交易。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告訴人發現被告未依約操作股票，且部分款項被挪用。最終，告訴人終止了與被告的委託關係，並發現被告未經其同意，將部分款項提領並用於與股票操作無關的目的。此案件涉及違法經營證券投資業務及業務侵占罪。

一、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的分析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5條第10款規定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的範疇。此類業務是指投資人委託專業機構或個人，代為執行價值分析、投資判斷，並根據判斷進行股票等有價證券的交易。在此法律框架下，只有經主管機關許可的機構或人員，才可進行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在本案中，雖然被告與告訴人之間有書面授權書以及口頭約定，且被告確實進行了股票操作，但被告並未取得主管機關的許可進行此類業務。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07條第1款，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將面臨刑事處罰。此類規定旨在防止非專業的投資顧問對市場造成不良影響，並保護投資人的利益。

被告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的情況下接受告訴人的委託進行股票操作，顯然違反了法律的明文規定。這種行為不僅擾亂了證券市場秩序，還可能危害投資者的財產安全。這一點在本案中尤為突出，因為被告未依照約定進行操作，且將告訴人資金挪用，已構成非法經營證券投資業務的罪行。

二、業務侵占罪的認定

業務侵占罪是指，具有職務或業務上的責任的人，擅自將其保管的資金或財物挪作他用，並且未經合法授權。根據《刑法》第320條的規定，當事人在執行業務時，若非法挪用他人財物，將構成業務侵占罪。

在本案中，雖然告訴人將資金交予被告用於股票操作，但被告未按照約定進行操作，反而將款項挪作他用。告訴人提供的證據表明，部分資金被轉移並未用於股票交易，而是被被告非法提領並用於其他目的，這一行為明顯構成業務侵占罪。

在刑事訴訟中，對於業務侵占罪的認定，法院將重點考量被告是否有權處理、使用他人財物，並是否擅自將財物用於未經授權的用途。根據本案的事實，雖然告訴人和被告有合作的關係，但告訴人並未同意被告將資金挪用，因此被告的行為構成了業務侵占。

三、證券市場規範的意義與未來挑戰

本案反映出在現代金融市場中，證券投資業務的規範仍面臨一定的挑戰。由於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涉及高度專業性和風險，對經營者的專業能力和法律合規要求極高。這一點在本案中得到了體現，被告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該業務，對市場秩序和投資者權益造成了潛在風險。

此外，本案也暴露了現有法律在實務中的適用問題。儘管《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對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有明確規範，但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該法律框架仍需不斷完善，以應對新興的投資方式和模式。特別是對於個人未經許可擅自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需要進一步明確相關監管規定，以保障市場秩序和投資者的利益。

結論

從本案的角度來看，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的規定，非法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已對證券市場秩序造成了不良影響。同時，業務侵占罪的成立，也揭示了在未經合法授權的情況下，個人不得隨意處理他人財物。這一案例再次強調了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的專業性與合規性要求，並提醒金融業界在操作證券交易時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以維護市場的健康發展。

案件概述

本案件涉及吉米（受害人）遭珍妮阿嬤（嫌疑人）持小花傘襲擊，並進一步引發刑事訴訟。受害人吉米表示，與珍妮阿嬤無任何私人恩怨，但仍遭其突如其來的暴力攻擊。吉米選擇報警並提出訴訟，案件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及庭審後，珍妮阿嬤被起訴。案件的核心問題包括暴力行為的界定、嫌疑人的過往犯罪紀錄，以及是否構成防衛過當等法律問題。

傷害罪與防衛過當問題

在刑事訴訟中，吉米被指控未對珍妮阿嬤的暴力行為進行反擊，從而避免了進一步的衝突。吉米的選擇顯示他在事發當時避免了因防衛過當而構成刑事責任。珍妮阿嬤則以往曾多次因暴力行為而被追訴，且其行為常伴隨隨意的暴力襲擊他人。

量刑與法律後果

案件進入法院後，珍妮阿嬤的行為被認定為暴力襲擊他人，根據刑法第277條，若該行為造成他人身體傷害，則可被處以刑事處罰。由於珍妮阿嬤有反覆暴力的行為模式及前科，法官在量刑時需要考慮她的再犯風險以及對社會的危害性。

結論

本案件突顯了在面對暴力襲擊時，如何區分犯罪行為與防衛過當之間的界線。吉米選擇不還手，避免了進一步的刑事責任。珍妮阿嬤的行為被認定為暴力襲擊構成故意傷害罪，且由於她的前科與行為模式，法院對其量刑時需要嚴格考量其社會危害性。